说起抗日那段日子，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打得日伪军头疼脑热，尤其是1943年夏天的桂子山战斗。这事儿发生在安徽六合一带，当时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正集训待命，团长饶守坤接到情报忠琦配资，说日伪军一支小队要从八百桥去四合墩抢粮，兵力也就一百来号人。
部队赶紧布防，打算来个伏击战。结果一开打，就发现不对劲，敌人数量远超预期，火力也猛得多。这情报有误的判断，直接影响了战斗走向，但十三团没慌，硬是顶住了压力，打出一场硬仗。
情报来源与初期部署1943年8月15日左右，新四军十三团在天长一带整训，这时候一份情报传过来，指出驻扎八百桥的日伪军准备抢秋收粮食，目标是四合墩地区。情报估算敌人兵力只有一个日军小队加伪军中队，总共百余人。
这在当时不算大股部队，新四军觉得有机会全歼他们。饶守坤作为团长，经验老道，他马上向旅长成钧报告，得到批准后，带领部队连夜赶到桂子山。这里地形复杂，山坡起伏，适合设伏。
展开剩余80%十三团分兵布阵，一营负责正面，二营和四连占领侧翼高地，侦察队先出去探路，顺便诱敌深入。整个部署基于情报的兵力评估，如果敌人真就那么点人，伏击成功率很高。
可实际情况往往不按剧本来，侦察队在天亮时就碰上敌先头部队，双方先小规模交火。这时候，饶守坤已经感觉到点不对，但部队还是按计划推进。
日伪军果然沿路而来，进入桂子山区域。新四军开火后，敌人反应激烈，枪炮声密集起来。饶守坤通过观察，发现敌人不只百余人，而是足有七八百人，还带着重机枪和炮。
这情报明显低估了敌情，日伪军可能早就有所准备，或者临时增兵。这样的误判在抗日战场上不算稀奇，但十三团没时间纠结这个，战斗已经打响，只能边打边调整。
战场上情报偏差交火后没多久，饶守坤就意识到情报偏差太大。敌人不光人数多，还组织有序，日军主力在后，伪军在前探路。枪声从步枪到重机枪，密集得像下雨，这不是一个小队的火力能打出来的。饶守坤赶紧调整部署，让部队利用地形优势，分兵反击。
日伪军见伏击不成，转而强攻，想用炮火压制。十三团一营从小道机动，打击敌正面，打乱他们的队形。敌人被分割，混乱起来。新四军抓住机会，多次反冲锋，缴获部分武器。情报有误的直接后果是战斗延长，本该是伏击战，变成了阵地战。
日伪军趁机调炮，轰击高地，十三团阵地一度失守，但很快夺回。饶守坤的决断在这里关键，他没让部队乱，坚持分兵战术，避免全线被动。
敌人进攻失败后，下午开始撤退，新四军追击，扩大战果。这场战斗，新四军毙伤日伪军数百，俘虏日军5人，自己也付出代价，但守住了根据地。
情报偏差暴露了抗日情报工作的难点，那时候通讯落后，情报多靠人力传递，容易被敌方反间或误传。日伪军狡猾，常放假情报诱敌上钩。这次事件后，新四军加强了情报验证，多源交叉，避免单一依赖。
饶守坤的经验成了典型，他早年游击战积累的敏感，让他在枪声中就嗅出不对劲。如果情报准确，损失会小得多，但现实就是这样，战场上总有意外。
战后统计，这仗是新四军第二师对日作战中最激烈的之一，之后日伪军不敢轻易进犯根据地。新四军在淮南地区活跃，群众秋收得到保护。
这样的战斗不是孤立的，1943年日伪军加强扫荡，新四军多次反击，如在谢家集拔除伪据点，全歼伪军200余。桂子山战斗成了路东分区反扫荡的一部分，巩固了根据地。
饶守坤与新四军指挥体系传承1903年饶守坤生于江西，早年参加革命，1930年入党，从基层干起。南方三年游击战中，他带队坚持，积累经验。1937年新四军组建，他任营长，后升团长。桂子山战斗是他指挥生涯亮点，发现情报误判后，没退缩，调整战术取胜。
新四军指挥体系由中共中央军委领导，师旅建制清晰，第二师张云逸等领导下，十三团隶第五旅。饶守坤的决断，源于多年游击经验，能从细节判敌情。
战后，他继续指挥，1945年后转海军，任舰队司令，1955年授中将。逝世于1985年。他的故事在新四军中流传，强调情报警惕。整个新四军，从四支队起步，到1945年有20多万兵力，情报工作逐步专业化。
桂子山事件成了案例，教育后辈。抗日战争中，这样的误判常见，但新四军靠群众支持和灵活战术，屡屡化险为夷。饶守坤的传承，就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头，让部队在逆境中成长。
新四军在华中根据地的巩固，就是靠这样一场场战斗堆起来的。饶守坤这样的指挥员，是骨干力量，他们的经验流传下来，影响了后来解放战争。
抗日那几年，情报工作是短板，但通过实践改进，越来越准。桂子山战斗虽小，却是大背景下的缩影，新四军从弱到强，靠的就是不怕误判，敢打敢拼。战后，根据地扩大，群众支持更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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